作者：劉承北京清華長庚醫院
姜良鐸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
《說文解字》說：“疫，民皆疾也。”在我國最早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中即有關于疫病的論述，《素問·刺法論》說：“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中國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歷史，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記載，在有確切疫災年份記載的春秋-清朝之間(770BC-AD1911)的2681年中，共有疫災之年669年，平均每4年就發生一次疫災。
歷代醫家治療疫病的經驗
東漢中后期，我國中原地區疫情頻發，《后漢書·五行志》記錄有10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間(196一219)，疫情持續時間之長、死亡人數之多，是歷史上少見的。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寫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戰爭頻繁，饑謹連年，氣候寒冷，以至出現“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悲慘狀況，面對疫病流行的慘狀，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對建安疫病證治進行理論總結，著成《傷寒雜病論》，創立六經辨證體系，不僅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礎，而且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治療傳染病的專著。
晉人葛洪在《肘后備急方·治瘴氣疫病溫毒諸方》中，列舉了數首“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劑，可以說是最早出現的預防與治療疫病專方。書中記載了以藥物少許，納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今天看來仍不失為有效方法。再如以藥物制成藥囊佩帶于胸前、掛于門戶、燒煙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這些方法對后世影響很大，流傳很廣，至今仍有沿用者。
南北朝時期南朝多流行溫熱疫，陳延之率先提出了“傷寒與天行瘟疫為異氣”的看法，在《小品方》中闡述了傷寒與時行瘟疫的區別。隨后唐代在貞觀以后，也多次發生疫災，孫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燾的《外臺秘要》載有多首治瘟、辟瘟方劑，《千金方》還記載飲用屠蘇酒防疫的方法。
李東垣在《內外傷辨惑論》記述了公元1232年間疫病的流行，東垣創制補中益氣湯治療。李東垣所稱的這次內傷病，其實是一種以脾胃內傷為基礎的外感病，著名醫史學家范行準先生研究考證認為，其實就是鼠疫(《中國醫學史略》)。李東垣用益氣升陽法治療烈性傳染病，為后世樹立了甘溫除熱法治療疫病的典范。《東垣試效方》還記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東垣用普濟消毒飲治療。
吳又可經歷了明代崇偵辛巳(1641年)之疫，《瘟疫論》說：“一巷百余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1642年，吳又可“靜心窮理”，集“平日所用歷驗方法”寫出了我國溫病學第一部專論疫病的著作——《瘟疫論》。《瘟疫論》是中醫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對后世溫病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成就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創立了新的病因學，“雜氣”說，與現代傳染病的病原體特征基本相符。二是創立新的病機學說，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創立新的治療學，疏利透達膜原法，創立達原飲治療，提出“客邪貴乎早逐”觀點。
清代余師愚經歷了乾隆33年之疫，《疫疹一得》中余氏描述的是一種出疹性的疫病。余氏總結前人治疫經驗創立的大清氣血方——清瘟敗毒飲治療。
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寫成《霍亂論》一書，20多年后在上海“適霍亂大行”，于是重訂《霍亂論》，名為《隨息居重訂霍亂論》，創立了適合濕熱病中焦證的辛開苦降方，如連樸飲、黃連定亂湯、燃照湯、蠶矢湯、甘露消毒丹等。王孟英還針對霍亂急癥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
楊栗山是清代疫病學派著名醫家之一，著有《傷寒溫疫條辨》一書，認為溫病的病機是“邪熱內攻，凡見表證，皆里證郁結，浮越于外也。雖有表證，實無表邪”。他自創以升降散為總方的15個治療疫病方劑。
此外，葉天士的《溫熱論》、薛生白的《濕熱條辨》、吳鞠通的《溫病條辨》等諸多溫病學著作中的“溫熱病”、“濕熱病”等，都包含了多種急性傳染病，葉天士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方法，吳鞠通創立了三焦辨證方法，這些理論和方法對于今天治療各種急性傳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中醫預防瘟疫沒有疫苗，但對天花的預防在世界上最早發明了接種術。就是將患過天花病人的皰漿挑取出來，陰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種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這種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時，還沒有定論，但到明清時，已有以種痘為業的專職痘醫和幾十種痘科專著。清代政府還設立種痘局，可稱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機構。
由此可以看出，在歷代治療疫病的過程中，涌現出大量治療疫病的醫家，他們在繼承中醫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疫病的特點，不斷創新，取得了顯著的療效。張仲景解表散寒，李東垣補中益氣，吳又可燥濕解毒，余師愚兩清氣血，王孟英清熱除濕，楊栗山升清降濁，這些抗擊疫病經驗經過凝練，上升為新的理論，以學術專著的形成為標志，豐富了中醫治療外感病的學術內容。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堅持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中醫在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機確立相應的治法，這就是中醫治療疫病最寶貴的經驗。
中醫對疫病發生機制的認識
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病因病機，但疫病作為外感病中的一大類疾病，也有其共同的規律。疫病的發生與自然界氣候的變化、季節的交替有著密切的關系，許多疫病流行都發生在季節交替之際。大量人口流動、戰爭頻繁也是疫災發生的重要誘發因素。中醫根據天人相應的觀點，認為自然界氣候、環境的變化對整個生態大系統有直接的影響，在正常情況下，微生物與人類能夠和諧相處，生態系統保持有序的平衡狀態。當發生自然災害、戰爭、人口大量流動以及氣候的異常波動時，整個生態系統的外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導致微生物間的生克規律發生混亂，一些病原微生物發生變異或大量繁殖，失去相對穩定性，最終導致瘟疫爆發流行。中醫認為一切外感病本質上都是人與環境的不協調造成的，人在正常情況下是有自我調節能力的，因而隨著四季寒、熱、溫、涼的變化，人體通過自身的調節與環境保持協調。當人體的調節能力下降或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時，人與環境不能達成協調狀態就會發病。人的調節能力就是人的“正氣”。中醫認為“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所謂的“正氣”就是對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以及自身的調節能力和適應能力，“邪”指的是各種致病因素。
中醫防疫的基本原則
中醫對疫病的預防就是要增強人體的正氣。人的正氣主要由精氣等物質構成，《素問·金匱真言論》說：“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可見對于精的保養十分重要，要藏精就要讓精能正常生成，而且不能過多耗散。精的生成是要靠飲食物化生的氣血不斷來充養，精、氣、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如果氣血不足，精就無法充足。氣血要充足，首先要飲食有節，要避免饑餓，同時也不能暴飲暴食，要均衡飲食，營養全面而豐富，不能偏食。氣血的生成還有賴于臟腑功能的正常。氣血要能充養精，還必須要求氣血和順，情志暢達。另一方面，要防止精的耗散，就不能過勞，包括勞心、勞神、勞身以及房勞，要做到“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概括起來說就是《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說：“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疫病的致病邪氣毒力非常強大，正氣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避免邪氣的侵襲也是預防疫病的重要環節。《素問·上古天真論》說：“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素問·刺法論》強調：要“避其毒氣”。要避免疫邪的侵襲，就要講究個人衛生，對環境消毒，疫病發生后要采取隔離措施，這些在中醫古籍中都記載有具體的做法，如清代后期，鼻煙壺曾是驅逐瘟疫的工具，宮廷中的醫生常以鼻煙配方的方藥，治療鼻病和瘟疫。民間則多以芳香藥裝入小袋，佩帶身邊，懸掛于居室，以預防瘟疫。
針對當前疫病的中醫防治
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肺炎自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漢等地發病以來，傳染迅速，患者已逾3萬多例，臨床表現有發熱、咳嗽、肌痛、乏力，同時可有消化道癥狀，重癥病例常伴有呼吸困難。關于中藥內服預防的方法常常會受到人們的詬病，因為不能確定中藥是否有殺滅病毒作用，藥物預防也沒有確切的對照研究結論，但我們認為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中醫非特異性的預防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處在同樣的暴露環境下，有人發病，有人不發病，發病后也有輕有重，本次疫病中有基礎疾病者、肥胖者、老年人預后較差，容易發展為重癥，說明不同人群、不同個體對病毒的抵抗力是不同的。我們認為治療基礎疾病，辨證施防就是一種有效的預防手段，可以減少發病，或發病后癥狀較輕。扶正祛邪是中醫重要的防治法則，但扶正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吃補藥，要根據不同的體質情況選擇合適的藥物，氣虛者需要補氣，陰虛者應滋陰;驅邪也不能盲目進行，要確定邪氣的性質，容易上火者應清熱，濕邪重者要除濕。藥物預防是二級預防，一般來說是針對特定人群的，如醫護人員等密切接觸者，以及體弱多病者，對于非疫區的人員，身體沒有接觸病邪，盲目服用解毒類中藥，有的人體質本來就偏于虛寒，服清熱解毒藥當然就不適當。我們認為必須強調辨證施防，要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有針對性地預防。根據前期對部分患者的臨床表現、舌脈的觀察，我們初步提煉出本病的病機為肺氣陰虛，濕毒侵襲，擬定益氣養陰，除濕解毒的預防方藥：黃芪、北沙參、知母、蒼術、連翹、金蓮花、桔梗，主要針對密切接觸者和體質虛弱的高危人群。
對于通用的防護原則，我們認為應注意以下幾點：適寒溫，食清淡，避邪毒。適寒溫是指我們的衣著要與環境相適應，過冷或過熱都會導致人體抵抗力下降;肺為清虛之臟，飲食肥甘厚味濁膩之物，會妨礙肺的宣發和肅降功，從而降低對外邪的抵抗力;避邪毒是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的，因為本病多所有人普遍易感，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毒邪從口鼻而入，決不能因為服用預防藥物而故意暴露在病毒環境中。
在新世紀之初，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病源微生物的耐藥，抗生素的不斷升級換代，已經得到控制的傳染病如結核、血吸蟲病等有卷土重來之勢，新的傳染病種不斷出現，艾滋病、埃博拉病、變異的冠狀病毒、人禽流感等時刻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和健康，幾千年來，中醫藥在疫病的防治方面形成了系統的學術理論，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雖然不斷出現的新疫病在中醫典籍中可能沒有記載，但是依據中醫藥防治疫病的基本理論，中醫在當前防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方面有極大潛力，中醫藥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及未來的各種疫病的防治當中可以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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