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文匯報
記者：楊逸淇 陳瑜
核心觀點
◆中醫藥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創新史。大醫精誠、與時俱進、治病救人是中醫一貫的追求。中醫是科學，更是中國人對生命現象的一種獨到的智慧。
◆海派中醫不是沒有“派”，是各派匯聚。每一派都是探索疾病奧秘的一把鑰匙。中西醫結合的現實原點就在于“六經之旨”和“當世之務”的辯證關系上。
◆“走出去”不是讓中醫簡單把治療場所搬到國外，不等于把病人留在國外，也要吸引他們到中國來“消費”。中醫藥的國際化競爭力說到底是現代化、產業化的發展水平，我們應該在產教融合和創新業態的大格局中來考慮國際化發展之路。
上海市中醫藥學會會長、上海中醫藥大學副校長胡鴻毅
從臨床到理論、文化，中醫藥的自信是多方位的
文匯報：中醫戰“疫”，用療效說話，贏得深度信任。對此您怎么看?
胡鴻毅：面對這次新冠疫情的大考，中醫人的答卷可以講是令人“驚艷”的。中醫治疫重視人體、自然和疾病的相互關系。《黃帝內經》就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疫毒之所以侵犯人體主要由于“正氣虛”，《黃帝內經》還認為，人體內部有一種所謂“亢害承制”的生化和制約機制，各種治療措施同樣必須通過調動人體正氣才能發揮出應有的效應，也就是《黃帝內經》說的：“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治療措施是標，病人的正氣為本，只有“標本相得”“邪氣乃服”。中醫藥的優勢就在于不是一味地依賴“外力”來抑殺病毒邪氣，更不是被動地等待“自愈”，而是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人體自我調節、自我控制、自我修復、自我防御的“正氣”功能。黨中央在防控的第一時間就作出了中西醫并重、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合用救治病患的總體部署，實踐證明是極其正確的。盡管國家發布的指南和各地的方案有一定差異，但都是基于傳統中醫藥經典理論和方藥，結合新冠病毒致病特征，在規范共識的指導下，最大限度地照顧到病患的個性，對于危重患者救治更是強調“一人一策”的靈活性，在癥狀緩解時間與防止輕癥轉為重癥等方面體現了一定的特色優勢，成為“中國方案”的最大亮點之一。
文匯報：如何來看待中醫的科學性問題，除了臨床實踐層面的自信，如何進一步提高中醫藥的理論自信、文化自信?
胡鴻毅：對于中醫藥的自信應該是多方位的。中醫的自信靠的不是“神醫”個體，而是來自于歷史與實踐的記憶。它是中國人幾千年抗擊疾病、研究人體生命奧秘的科學總結。中醫藥從整體和系統的特性出發，通過調節人體氣血陰陽從而達到“致中和”的狀態，這種高度辯證的疾病防治觀，蘊含著非凡的哲學意境和審美意趣。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中醫藥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創新史。大家可能還不知道，中醫曾創造過多個世界第一。東漢華佗用“麻沸散”進行麻醉后施行剖腹手術，是世界醫學史上應用全身麻醉進行手術治療的最早記載。《傷寒雜病論》作者張仲景是世界上第一個用人工呼吸急救病人的醫生。晉代葛洪所著《肘后備急方》不僅記載青蒿截瘧，還用海藻治癭，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用含碘食物治療甲狀腺疾病。人痘接種術的發明起于明隆慶年間，是對人工特異性免疫法一項重大貢獻，18世紀中葉由我國傳遍歐亞各國。1796年，英國人詹納(E.Jenner)受其啟示，試種牛痘成功。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寫到：“我聽說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因此，大醫精誠、與時俱進、治病救人是中醫一貫的追求。
中醫是科學，更是中國人對生命現象的一種獨到的智慧。這種智慧發端于古人對生命的樸素認識，直到今天，所有的中醫理論還是用比較古奧的傳統思維和語言體系表達的。因此，我們現代的中醫人不單是繼承者，還有一個轉換者、跨越者的角色，方能夠擔當起樹立中醫藥理論與文化自信的重任。
主動思考中醫藥發展業態躍升與“迭代”的路徑
文匯報：中醫有“一源多流”的學術文化特色。中醫界百家爭鳴之中，又有“海派不派”之說，您如何看?
胡鴻毅：從明朝以后，家傳師授成為中醫傳承的一個主要形態，中醫流派也不斷地豐富了起來。所謂“海派不派”，前一個“派”是指海派精神，后一個“派”是指門戶之見、門戶之爭。我們海派中醫不是沒有“派”，是各派匯聚，講清各派的道理。每一派都是探索疾病奧秘的一把鑰匙。
講到流派就不能不講師承。師承教育是中醫的一種重要的學習方法。但學習方式與工作模式、發展方式的概念要分清。海派中醫要領風氣之先，就應在傳承的基礎上主動思考新時代中醫藥發展業態躍升與“迭代”的路徑，率先探索中醫藥的普及模式和科學研究模式的創新。這樣才能回答好什么是現代師承教育，如何做好“活態”傳承，如何實現中醫藥養生健康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等問題。
中醫既然是關乎天地人的事情，中醫的發展就不能只從醫學科學的本身去做，未來的教育應該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系統，要吸收其他學科的營養，來豐富發展治病救人的學術。我們中醫藥教育不是說讓人成為一個全才，這是做不到的，但是要搭建一個窗口，要讓學中醫的人了解世界的變化、科技的進展、文化的發展，還要了解社會狀況。中醫學在整個經濟社會當中地位要與時俱進變化，不光是看病，還得從看病當中總結出衛生政策。某種意義上也需要藝術家來給我們講講審美，一個好的治療方案，對治病有好處，經濟上又省，副作用又小，這個狀態其實就是美的。“醫者易也”同時也講究“醫者藝也”的道理就在于此。這也是海派中醫的人文特征之一。
文匯報：新冠肺炎的防治實踐表明，加強中西醫結合，對提高療效有顯著作用，但也有“中醫粉”“中醫黑”的不同聲音。您認為中西醫之間如何做到優勢互補?
胡鴻毅：重要的是中西醫的匯聚，能夠豐富人類的對疾病的認識。如果以這個境界去思考，中醫西醫孰是孰非的爭論就毫無價值。我國著名內科學家鄺安堃先生，他也是中西醫結合的先驅，就認為“中西醫從表面看是兩套理論，由于真理只有一個，必將殊途同歸”。但對中醫的信任和尊重在我國西醫界中目前還沒有成為一種普遍共識，甚至還有很多的誤區。中醫西醫之間仿佛還存在著 “語言”隔閡。
中醫藥現代化與產業化的“源頭”來自于最鮮活的臨床實踐，但是就目前中醫藥發展的現狀來看，往往僅停留在“跟隨”與“模仿”西醫現有的醫療和研究范式上，缺少符合中醫學自身特點的“迭代”。因此，我們對于中醫藥學科發展模式和評價機制無疑都需要一場新的革命。中西醫學科的匯聚需要突破機制約束和目前學科分置的壁壘，另外還要充分利用好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時代帶來的先機，將其與中醫藥特有的非線性思維與高度個性化的特質相融合。
國醫大師裘沛然先生曾經告誡我們：今人非古人、今藥非古藥、今病非古病。中西醫結合的現實原點就在于 “六經之旨”和 “當世之務”的辯證關系上。近期有關抗疫中醫理論的探討空前活躍，可以講中醫藥就需要這樣鮮活的學術氛圍。但從中也發現，現有的研究還流于“散”和“淺”，聚焦和系統性不強，容易以典型案例來代替規律的總結。當務之急需要優化中醫藥發展的“生態環境”，尤其在支持中醫藥特殊人才成長和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方面要盡快補足政策短板。
只有把國內的中醫藥做得更強，“走出去”才更自信
文匯報：2019年5月世界衛生大會正式通過《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首次將以中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學納入其中。如何抓住機遇更好地“走出去”?
胡鴻毅：中醫藥走向世界是時代需求。不過，我覺得中醫藥在國際化發展的過程當中，“走出去”是一個方面，國際化的很重要一點，就是先要把自己做強。比如，建立我們自己的科學語言體系，我覺得這不僅是一個“翻譯”問題，實質是要構建起中醫自己的知識圖譜體系，這個可能就非常關鍵。在一個共同的語言體系和明確的概念底下展開爭論，才有利于發展和完善中醫知識建構體系、知識發展體系。由于多元文化的浸潤融合和變革發展，有相當一部分的中醫藥術語出現了內涵多層面、外延寬邊界的情況，經常出現一詞多義、多詞一義、內涵嬗變、概念更替等現象。中醫藥學的規范化研究，必須首先始自其基本名詞術語，通過對中醫藥基本名詞術語的挖掘、整理及其內涵外延的界定，方能“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厘清脈絡層次，構建體系規范，不僅為中醫學習者提供方便，同時對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也具有重大意義。
上海的很多海外中醫藥中心發展態勢都很不錯，主要打的是醫教研產的“組合拳”，而不是滿足于在當地簡單增加一家一般意義的中醫診所。當然，今后要可持續發展，根本還要取決于國內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只有把國內的中醫藥做得更強、更發達，“走出去”才更自信。“走出去”不是讓中醫簡單把治療場所搬到國外，“走出去”就是一張名片、一種宣傳、一種展示。“走出去”不等于把病人留在國外，也要吸引他們到中國來“消費”。
文匯報：日、韓等國在中醫藥標準制定、文化申遺、產品研發方面對我國形成了挑戰，這對我們提升中醫藥國際競爭力有何啟示?
胡鴻毅：中醫藥的國際化競爭力說到底是現代化、產業化的發展水平，話語權的背后就是“實力說話”。我們應該在產教融合和創新業態的大格局中來考慮國際化發展之路。當前中醫藥教育鏈與產業鏈，乃至與資本市場之間的“耦合發展”還有很大空間，必須要充分依靠市場這一“無形之手”，創新建立更具開放和活力的中醫藥現代治理體系。
舉個例子，上海擁有張江生物醫藥基地等國家級孵化器，上海中醫藥大學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取得3個A+的“雙一流”中醫藥院校，其麾下的上海中藥標準化研究中心是我國首家中藥標準化和質量評價關鍵技術平臺，國際標準化組織/中醫藥技術委員會秘書處設于上海，因此，就治理中藥材市場存在的“亂象”而言，上海建設國際中藥材交易市場和定價中心正好可以承載上海自貿區和張江科學城“金融+科創”的雙輪驅動，不僅可以解決資金融通、發現價格等功能，更可以推動中醫藥標準相關基礎性、創新性研究成果的轉化落地，實現市場主體的“多贏”，進而增強中醫藥國際標準的話語權和國際服務貿易能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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