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健康37°C工作室
77歲的杜爹爹出院整兩個月了。他親自下廚做了武漢風味十足的四道菜：粉絲雞湯、魚頭千頁豆腐、清炒小白菜、五花肉炒辣椒。誰能想象，這位家住在武漢市武昌區水果湖街社區的居民，曾經是生活不能自理、吃飯靠喂、上洗手間靠攙的重癥患者。杜爹爹重獲新生，得益于中醫藥抗疫的“武昌模式”。
新冠疫情期間，武昌區率先在社區大面積發放中藥，探索并形成了以“中藥通治方+社區+互聯網”為核心的“武昌模式”，即中醫藥從預防、治療到康復全鏈條干預，筑起防控疫情的“防火墻”。數據顯示：1月28日，武昌區隔離點疑似病例確診比例高達90%以上。2月2日實行隔離點中醫藥干預，2月6日確診率下降到30%左右，3月5日下降到3%左右。
藥方：從“漫灌”到“滴灌”
1月24日晚6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從北京到達武漢，一下火車就感覺到明顯的濕冷。入住賓館后，他沒開空調，打開窗戶，然后出門在小雨中走了一個多小時。出于職業習慣，他要體驗一下當地百姓的氣溫環境。同時，他特意查看了武漢的天氣，1月份的20多天有16天下雨。當時，仝小林擔任新冠肺炎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1月25日，到達武漢第二天，仝小林和團隊去金銀潭醫院查看住院病人。第三天，仝小林去武漢第一醫院的發熱門診，門診人滿為患，病人排著長隊等候。有人從早上5點一直等到中午還沒看上病。病人看到仝小林，就拿著片子讓他看，拽著他的衣袖不讓走。
這一幕幕場景讓仝小林非常心疼。但面對大量患者，靠醫生一個個診脈開方，是不現實的。特殊時期，怎樣才能讓每一個患者都吃上中藥，阻斷疾病向重癥發展呢?仝小林陷入了沉思。
中醫治病，首先要抓住核心病機，面對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核心病機的確定更為重要，否則藥不對癥，事倍功半。通過一線診療，仝小林發現患者多有咳嗽發熱，食欲不振，乏力、腹瀉、惡心嘔吐等癥狀，故而對新冠肺炎有了兩個明確的病位定位，一個病位在肺，一個病位在脾。肺和脾都屬“陰藏”，內外雙重的寒濕狀態破壞了人體內環境的平衡。從中醫的角度，仝小林給新冠肺炎命名為“寒濕疫”。
核心病機一旦確定，仝小林與當地專家團隊聯合研究了一個通治方——寒濕疫方(武漢抗疫1號方)。通治方由檳榔、煨草果、厚樸、蒼術、生麻黃、杏仁、羌活等20余味中藥組成，大的原則就是宣肺化濕、解毒通絡。
考慮到疾病的演變和病程變化，仝小林在通治方的基礎上做了一個“九加減”，就是根據9種不同的癥狀，對通治方進行加減。如此大面積發藥，“九加減”增加了制成顆粒劑的難度。仝小林經過深思熟路后又改成了“四加減”，即根據主癥的不同，擬定出分別針對發熱、咳喘、納差、氣短乏力等癥狀的4個加減方，與主方合并使用。以發熱病人為例，如果患者吃了三天通治方后，發癥狀熱改善不夠明顯，醫生可在通治方上加用甲方，整體加重麻黃和石膏用量，還增加柴胡和蘆根，以達到退熱效果。
通治方在抗疫中的應用，并沒有違背辨證論治、一人一方的傳統，而正是辨證論治靈活性的具體體現。關鍵是能否根據患者的具體癥狀，抓住抓準核心病機和傳變規律，形成有效的通治方。有效的通治方是“武昌模式”的核心。
“這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最貼近辨證論治、一人一方的做法，盡可能做到精準用藥。”仝小林說。“大水漫灌”加“精準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證施治，應對新發傳染病，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得以彰顯。
社區：從上轉到下沉
武昌區擁有125萬常駐人口、144個社區，當時形勢非常嚴峻。1月中上旬，武昌區發病率排在武漢市第4名，1月下旬則一躍成為全市發病率第1名。武昌區確診感染人數在不斷增加，密切接觸者人數成倍增加，潛在感染人數絕非少數，社區還有大量發燒、疑似患者和輕型確診患者沒有得到有效救治。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將不堪設想。面對井噴式的暴發，武昌社區醫療的承載力面臨巨大考驗，迫切需要釋壓。
武昌區水果湖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吳之平介紹，中心服務人口8.6萬人，只有4名中醫師，人均服務居民2萬人以上。其他社區中心配備的中醫師一般在9人以下。再加上患者不信任基層醫生，大量居民擠向大醫院，造成了醫療擠兌。
“病床、醫生、防護物資等短期內稀缺，西藥效果也不明顯。”武昌區副區長向悅說，當時想也許變不出病床，變不出醫護，變不出防護物資，但是可以讓患者吃上中藥。
“輕癥和疑似病人能不能在社區治療，從而減輕醫院的壓力?社區如果能把那些輕癥甚至疑似患者控制住，醫院和發熱門診的壓力會大大緩解，否則，這些病人一旦發展成為重癥都必須住院的話，再多的醫院也不夠!切斷疫情源頭，社區是第一關。”仝小林說。
1月29日，仝小林向武昌區政府和湖北省中醫院提出共同開展社區中藥防控的提議時，三方一拍即合，馬上行動，從源頭做起，從小火苗撲起，控制住疫情的發展。
2月2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前線總指揮部和湖北省衛健委、武漢市衛健委決定：盡快在社區發藥，讓每一個社區的居家病人吃上中藥。由政府簽發文件大面積發放中藥治病救人，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是第一次。
向悅副區長馬上協調“九州通藥業”按武漢抗疫1號方連夜熬制了27000袋湯藥，配送到了武昌區所有的隔離點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率先在社區大范圍免費發藥。27000袋中藥對于當時的武昌社區，無疑是杯水車薪。武昌區緊急向江蘇連云港市求援，連云港康緣藥業3天內生產1號方及4個加減方約4.2萬人份14天用量的中藥顆粒劑，全部贈送武昌區。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將大量的通治方顆粒劑運往轄區隔離點，通過家庭醫生團隊為簽約居民、封控小區內的健康居民免費提供通治方，筑牢疫情“防線”，抑制了疫情的蔓延。
從上轉到下沉，社區發揮了橋頭堡的作用，形成了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強大力量。仝小林說，“武昌模式”是在面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常態化醫療體系供應不足的時候，發揮社區作用，用中醫藥進行防控，使疫情防治的關口前移，病人得到及時救治，從而降低轉重率、死亡率。
看病：從上門到上網
仝小林對流行病的中醫診療有一定經驗。上世紀80年代讀博士期間，就跟隨國醫大師周仲瑛治療流行性出血熱，2003年在中日友好醫院參與SARS救治，擔任中醫、中西醫結合組組長。但這次社區大范圍發藥，一旦整個病性判斷錯了，病方用錯了，人命關天的事兒，仝小林心理壓力還是很大。在決定大范圍發藥后，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患者服藥后的反饋;二是中醫師用藥指導。
2月2號23時，仝小林撥通了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醫藥數據中心主任劉保延的電話。
“仝院士跟我講了他的想法，希望搭建咨詢平臺對接全國的中醫醫師，讓武昌區用藥的隔離人員，發熱、疑似和確診患者能夠通過網絡，實時反饋用藥信息，得到專業的用藥指導和建議。”劉保延當晚就開始行動，從App開發，到醫生招募，再到隨訪流程設計，數據接入，數據分析，確保萬無一失。
2月3日，1號方開始發放使用。用藥者通過掃描印在通治方包裝上的二維碼，填寫病情和用藥情況，生成病例日志。志愿者通過電話或微信詢問并記錄他們病情，依據志愿者反饋的情況，一線醫生對用藥者的情況做出判斷并及時進行用藥調整。
“我們采取‘臨床科研一體化’策略，在互聯網、移動終端等技術支撐下，將國際上通行的“患者結局注冊登記”與自愿者主動隨訪相結合，以患者的救治為先，但同時將服藥以后的變化準確、完整收集，及時反饋前線進行處理。嚴格審核每一位志愿者的執業資格，并制定了志愿者工作服務手冊，要求他們嚴格參照執行，以保障良好的服務。”劉保延透露，為了確保遠程用藥指導貼近一線救治實際，他們和前方專家保持密切聯系，在手冊中盡可能列舉了用藥者可能提到的問題，并附上經前線專家認可的解答，為志愿者提供參考。
“對于居家隔離用藥的病人來說，由于無法及時聯系到一線醫生，他們容易焦慮恐慌。通過電話與App的遠程交流，他們不僅可以得到專業指導，還能在溝通中緩解焦慮、消除恐慌。”劉保延說，及時的信息反饋能起到很好的預警作用，一旦發現用藥者有病情加重的傾向，志愿者會第一時間對接前線醫生介入治療。
截至3月5日，1號方的應用已見成效，3698位發熱、疑似和確診患者服用后，其中90%以上的發熱、咳嗽、咳痰、乏力、氣短、情緒緊張、納差、腹瀉癥狀就已經消失。發熱患者的平均退熱天數是1.74天。剛開始發藥時，社區當中觀望或拒絕領藥的人不在少數。隨著藥效的顯現，領藥的人越來越多。
截至3月25日，掃描二維碼進入APP注冊登記管理的隔離人員12051人，其中服用1號方的4579人，完成病情日志27884份。其中由于服藥后不舒服停服藥的只占記錄的7.85%。參與隨訪的醫生自愿者達690人，累計協助患者4571人，與患者電話溝通3萬多次。
武昌區衛生健康局副局長王輝說，從開始發放藥品，經過14天，確診人數出現斷崖式下降，并維持在低位水平。對確診輕癥和疑似患者中藥干預治療作用明顯。重癥患者的死亡病例逐步下降，并保持低位水平。
一項回顧性分析顯示，武昌區確診輕型、普通型721例，其中1號方組430例，對照組291例。從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來看，1號方組為0例，對照組為19例(6.5%)。
“武昌模式是武漢抗疫前線出現的一個奇跡，并在武漢市乃至湖北省范圍內得到認可和推廣。”向悅說。
劉保延認為，“武昌模式”是一種數字中醫藥模式，是通過大數據、互聯網讓中醫藥服務變成數字化醫學，是中醫藥防控傳染病現代化的一次探索。
“中醫藥第一時間介入，對整個疫情的控制至關重要。”仝小林說，面對新發、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武昌創造了中醫藥參與社區防護的全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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